近日不少人对民国的一些中小学名校颇有兴趣，研究浪潮此起彼伏，今昔对比，不禁感慨连连。笔者认为，客观地说，今日的绝大部分学校已难以具备如当日苏州中学的办学条件。毕竟学术底蕴深厚的校长、大批真正的名师已是可遇而不可求，像苏州中学那样因历史机缘而聚首一处在今日更是难以复制。虽然昔日的名校难以再现，但昔日办校的精神我们理应汲取。笔者回望民国那些中小学名校，对如何做校长，如何培养名师，如何“身教”进行了“三思”。在此抛砖引玉，希望引起学校管理者的思考。
一思：如何做校长？
当我们谈及民国时期的江南名校时，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些名校无一例外都由学术底蕴深厚的学者来办学，不论春晖中学的经亨颐，或是苏州中学的汪懋祖，都是学问大家和教育大家。但今日我们学校中绝大部分校长都已不具备这一学术高度，昔人已去，精神犹存，大师的高度我们虽不具备，但大师的精神我们不应忘记。细读那些大师的办学经历，我认为有两点是我们今日的校长可以做到却又少有人能做到的。
第一是校长必须为学校注入自己的个性，同时使学校具备鲜明的办学特色。如苏州中学的首任校长汪懋祖，将苏州中学的英文名称定为Soochow Academy，而不取当时习用的Middle School或High School，以Academy命名，可见汪先生的视野和重视学术的情怀。如汪懋祖所言：“一所优良学校的成绩，不仅在毕业生能多数考取大学，或中学会考能得到锦标，而在入学后能独立研究学术，崇高人格。”这正是汪校长Academy办学理念的最好注解。除苏州中学外，其他名校也无不特色鲜明，具有独特的个性。
反观今天的学校，在办校理念上大多缺少特色。有一篇文章对学校的校训进行了统计，结果80%以上雷同，连用词都不外乎“团结”、“勤奋”、“严谨”、“求实”、“创新”等等，千校一面，这就是我们缺乏独特个性和远大视野的一个侧影。
除了具备独特的个性外，校长还必须具有为学校牺牲自己学术事业的精神。北京大学陈平原、孔庆东二位教授曾言：“优秀的大学校长必须具有浓烈的学术情怀，并因此在办学过程中愿意牺牲自己的学术事业，以全力为大学教授创造良好的学术与教学条件。”民国时期那些中学名校的校长又何尝不是如此。以苏州中学校长汪懋祖为例，在任校长期间几乎荒废了自己的学术事业。而在此之前，他曾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授，堪称以学术为生命。在苏州中学校长任上，却没有出版像样的专著，相反，他最乐于做的事就是为学校教师的著作作序，这便是牺牲精神的最好诠释。
而今的现象，却是我们很多学校校长在任期间，纷纷评上高级教师、特级教师。好似一任校长，教学、科研水平也同时突飞猛进，是治校与治学兼顾，还是以行政牟荣誉。正如一句戏言：“只要当了领导，就成了专家”，戏言非戏，我们应该反省。
二思：如何培养名师？
谈及民国那些名校之“名”，我们都会说，是“名师云集”。不可否认，那些学校在当时确实网罗了一批知名学者，但更为关键的是，名校能将一些有大师潜质，但还未成为大师的教师培养为真正的大师。无论是初到苏州中学的钱穆、还是初到春晖中学的朱自清，当时只能是具备大师的潜力，但毕竟他们的主要著作还未面世，是在这些名校的教书岁月促成了大师的成长，钱穆晚年甚至发出了“教大学不如教中学”的感慨。可见，名校之“名”，不仅在培养了无数优秀的学子，同时也是名师成长的“摇篮”。
让我们看一看当年的名校如何促成教师的“专业成长”，首先，是为教师营造家一样的人文环境，使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聚首在一起。如钱穆在苏州中学“住校同事，寝食骈连，亦多朝夕相处”，感觉“如一大家庭”。在春晖中学，夏丐尊带头，刘薰宇、丰子恺、以及后来的朱自清“结庐湖畔”，分别建起了“平屋”、“小杨柳屋”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春山绿水间喝酒谈天、切磋学问、相互砥砺，难怪朱自清发自内心地说“我爱春晖”。书院式的教学环境不但有利于学生的求学问道，也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“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”。
在这样优越的环境中，学校对于教师的学术成长也极为关注并努力创造条件。苏州中学在汪懋祖校长的大力倡导与支持下，各学科教师都成立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会，提倡、鼓励教师出版学术著作。邀请国内著名学者到校讲学，为教师的学术交流提供最大的便利。春晖中学创办了《春晖》等知名刊物，提供教师间交流的园地。所有这些途径都为教师的学术成长创造了优越的外部条件，假以优秀教师个人的天才和禀赋，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成长为真正的名师只是时间问题罢了。
反观今日，我们不少学校已是非博士不招，应该说，这些初入校门的年轻教师都有着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发展潜质。但经历了若干年学校环境的“磨练”，缺少学术氛围与环境的学校也终将磨平优秀教师的发展潜质，大多只能成为钻研考试和教材的“名师”，这不值得我们思考吗？
三思：如何“身教”？
名师云集，是名校之所以称为“名校”的基础。但光有令人艳羡的强大师资，是远远不够的。名校成功的关键是在学校形成“大师在我身边”的浓厚学术氛围和环境，真正使学生能徜徉在学术的海洋中，在大师的熏陶下成长，这才是“身教”的真正意义。
林语堂有一个形象的说法，理想大学应是一班不凡人格的吃饭所，这里碰见一位牛顿，那里碰见一位佛罗特，东屋住了一位罗素，西屋住了一位拉斯基，前院是惠定宇的书房，后院是戴东原的书房。学校送薪俸请他们住在校园里，使学生得以与其交游接触，受其熏陶。说到熏陶，林语堂还有一“趣说”：在牛津和剑桥，那些教师是怎么教学生的？他们把学生叫来，一边抽着烟斗，一边天南海北地聊，学生被他们的烟和谈话熏着，就这么熏陶出来了。中国教育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清华国学研究院，在建院章程上就明确规定，研究院教授要“常川住院”，在这种“大师在我身边”的浓厚学术氛围中，学生们见面互相询问的都是最近读了什么书，读过的同学就向别人介绍书中的精彩内容，而没读过的同学就会找来去读，在那种环境下，一个学生想不求上进都难。
大学如此，中学其理亦同。且看我们今日的很多名校，虽然“大师”不如民国时期那些名校，但每个学校也都有些名师。不少学校的介绍中都会提及本校有多少特级教师，有多少骨干教师。但遗憾的是，就是这些仅有的名师，学生们也往往“只闻其名，不见其人”。完全没有发挥出名师的辐射效应，成了高高在上，装点门面的摆设。实际上，很多特级教师早已离开了教学一线，或是成了学校领导，却远离了学生，如何能营造出“大师在我身边”的学术氛围，如何实现“身教”的理想？
因此，我们要做的，就是将学校中的名师资源充分挖掘利用。多举办课外讲座、对话等活动，营造出“名师在我身边”的氛围，使更多的学生享受名师资源，这才是真正的“身教”。
当我们回望民国时期一些名校的传奇经历时，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，由于昔日的教育土壤已不存在，简单复制昔日的成功因素已不可能。今日教育的大环境我们更是无力更改，我们能做的惟有在我们自己的学校中一点点改变我们自己的小环境，长此以往，才能还学生一片真正的教育沃土。
